消化专家的往事

    写完了《解放60载 中国胃镜沧桑路》一 文后，总觉意犹未尽。翻开采访笔记，耳际再度响起周殿元老先生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。虽已是耄耋之年，但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，周老思维敏捷地口述着历史。话语之间，许多大事变得轻描淡写，许多细节变得记忆犹新，这或许就是年长者的稳重。诗人聂鲁达说：“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清晰的呈现。”我想， 在周老口述历史过程中，也蕴藉着这份诗意。

　　(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周殿元教授)

　　叶片一：“那时，我是得天独厚的。”

　　谈及年少时的求学之路，周老用了一句很自豪的话语。

　　小学时期就读的是日本人的学校，从小就掌握了日文;中学时期读的是奉天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(原第二工科学校)，学校开始日语和英语双语教学，学习了4年的英语;大学时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部预科，在日本投降后，捡日本学生丢下的书籍来学习，用周老的话说那时是“支离破碎地学着”。

　　不管时局怎样的动荡，周老依然热爱着学习。在走上医生实践岗位后，周老发现自己没有系统地学习医学课程，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医生。于是，自己从旧书摊里买来医学参考书自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在旧货摊上淘到一台日本军用的显微镜，这对周老来说可是一件宝贝，平日里用它来做常规化验和微生物检查。 从此，那台显微镜成了周老的随身之物，哪怕在后方医院撤离时，周老也让他的通讯员背上带走。

　　叶片二：“那是非常珍贵的，不会再有了。”

　　谈及自己的医学领域，周老没有过多的回忆辉煌，但是却惦记着无可复得的600多张病例卡。

　　周老从医以来一直保持着做记录的好习惯，但凡在诊治过程中遇到特殊的病例个案，他一定会“上卡片”。所谓“上卡片”就是将病例的资料详细地记录在一张卡片上，然后集中起来保存做备案，以便日后查阅与交流。直至文革期前，他大约制作了600多张“卡片”，那是一笔不可复制的临床资料，积攒了他20 余年来的医学经验。然而，在文革期间，周老的办公室成为了革命者的“小天地”，案头的书籍理所当然地被“请”出了办公室，当然也包括了这弥足珍贵的600 多张“卡片”。

　　不幸中也有万幸之事，在文革后的某一天，周老从医教部领回了当年被丢的《胃镜诊断学》。不知是哪位好心的人士捡了回来，并送了回来。“我的名字 被撕掉了，但是里面笔记的笔迹我还认得。”这本书可谓是周老在胃镜研究过程中的启蒙书，至今他还将这本书放在自己家中的书柜上。

　　叶片三：“和多田正大先生差不多吧，10分钟左右。”

　　其实，周老最大的贡献是在结肠镜研究方面。在内镜的领域，结肠镜属于最难做。“结肠镜前端只能弯曲120度，(现在的一般180度，上下角度一 起调试，可以达到210度)使用一段时间后，角度扭的螺丝松动，弯曲程度不到100度。在79年，我就用这样的镜子送到回盲部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世界水 平。”

　　周老说：“日本人在结肠镜方面做的很多，水平也很高，因此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人。”

　　1981年，日本结肠镜方面的专家来我国访问，周老的日文了得，直接当了现场翻译。于是有了这样一场对话——

　　西安的某医院送来一个病人X光片，说是病人有很多息肉。日本教授多田正大看完X光片子后，问：“周先生，这里有息肉吗?哪里有息肉?”周答：“我看不见息肉，我看见很多气泡。”

　　“你的观点和我一样。”多田正大说。

　　多田正大的助手问：“听说周先生你也是搞结肠镜了，你现在做了多少例了?”

　　“到现在为止，我和多田先生做的差不多吧!”

　　“ 5000例?”

　　“是的。”

　　这位助手很惊讶，接着问：“你到达回盲部的时候要多少分钟?”

　　“和多田正大先生差不多吧，10分钟左右。”

　　那时日本结肠镜的技术已经是国际领先水平，具有90%的成功率，而当时周老的回答让日本人着实吃了一惊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当下，周老已是84岁的高龄，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。每周都有特定的时间用于查看病房、记录病例，就在采访前的一周还应邀飞往外地给患者进行诊治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采访过程中，周老的夫人一直伴随左右，或给周老添衣，或给周老补充资料，甚是温馨染人!行文至尾，衷心祝愿周老及夫人如意安康 ，幸福甜蜜!